关于我们的父母我们到底知道多少下?(图

2018-07-22 15:10
未知

  生于1964年,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个影子的告别》;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作为一个严肃、内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哲学追问,被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锐读周刊:小说里有两个灵魂意象—四次露面的母亲和两次露面的疯舅舅。借老人与他们在阴阳两界中的对话,你希望展示她的经历和情感更深的一面?

  薛忆沩:其实这次写作还有另一个难点,就是现实与历史结合的方式。历史中有许多相关的地段是叙述者无法通过自己的记忆进入的。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的灵魂意象是小说中现实与历史最关键的结合点。而且,这种结合给小说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激情:疯舅舅的第一次出现将叙述者从死亡的边缘带回到了世界上,而他在50年后的第二次出现却将叙述者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而母亲的第四次出现是小说最后的高潮,她准备将自己将近80岁的“孩子”带离这个“充满了骗局的世界”。

  锐读周刊:在平时的生活中,小说的叙述者只能从保健品的业务代表和通讯公司的推销人员等人身上获取片刻的“温情”和“亲情”。您写到了老人身边的一些人,包括对她别有用心的人。您对他们的存在持什么态度?

  薛忆沩:在信息时代和消费社会里,处在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促销者当然有他们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些人为了商业的利益过度地入侵私人空间,尤其是老年人脆弱的私人空间,就值得社会的警惕。我相信,这种入侵的成功与中国文化中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小说并没有谴责这些人。但是从叙述者语言的震颤中,读者可以领悟到空巢老人生活的荒诞和无奈。

  锐读周刊:小说结尾处,老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魔幻的场面,许多人举着“救救老人”的标语,在马路上游行,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近在眼前的需要救助的老人。这样魔幻的场面说明了什么?

  薛忆沩: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个场面。这好像是不经意的一笔在叙述的链条上极为重要。它意味着老人失去了最后一次获救的机会,或者意味着老人已经被社会彻底抛弃。当然,这也是老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刻,“大解放”的时刻。等待在这个时刻之后的就是悲剧的结尾和高潮。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讽和批判。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高喊着口号,但是他们却不屑于去做与口号相关的实事,甚至他们会去做与口号相反的事。这已经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欺骗”了。

  锐读周刊:《空巢》触及到“人口老龄化”这个目前中国的重要社会话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结合您在海外的经验和见识,又怎么看待其前景?

  薛忆沩:“人口老龄化”其实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更成问题。首先因为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他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其实是同一种吁求)。根据我的观察,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人比较能够应对老龄的种种问题。中国现在75岁左右的老人,都是按“螺丝钉”的标准定制的,都是为过去那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定制的。一旦社会发生转型,这样的“螺丝钉”当然就会要报废。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为中国老龄化问题埋下了隐患。要解决老龄化问题,必须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

  说起在海外的经验,我感受最深的是大多数中国老人过于依赖家庭和原来的工作单位,缺乏多方面的归属感。我住在一个主要是老年人租住的公寓里,我注意到邻居中不少的老人都参与了多种不带任何商业色彩的社会活动:这个是美术馆的会员,那个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或者还参与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他们这多方面的归属往往发源于他们的中青年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生命的激情并没有因为自己步入老年而熄灭。

  锐读周刊:我感觉您更希望身为子女的读者读到这部作品。小说中那位出租车司机的人生感叹很典型,他与父母多少年都没办法相处。终于“认识”父母,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留给双方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您想传达给中青年读者的信息吗?

  薛忆沩: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关系(或者说冲突)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先前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包括在大陆有三个版本的《遗弃》和只有台湾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和《一个影子的告别》。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三部作品中都相当激烈。是的,在一定的程度上,《空巢》更是中青年的读者应该读到的作品。关于自己的父母,我们到底知道多少?这是每一个身为子女的人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知道与他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童年时代的委屈和青年时代的迷惘吗?我们知道他们做过的或大或小的坏事吗?我们知道生活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的创伤吗……我知道身边有不少人甚至比那位出租车司机更晚才“认识”自己的父母,我知道身边的不少人甚至永远都没有机会“认识”自己的父母。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他们是到了父母的葬礼上才开始思考那个早就应该思考的问题。

  锐读周刊:《空巢》取材于您母亲遭电话诈骗的一段真实经历。当下很多中国作家同样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前的热情(有评论说小说家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您怎么看这个背景以及现实与自己写作之间的关系?

  薛忆沩:从来写作者都面临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写作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和结构设置一个瓶颈或者一条河道,让纷杂的现实呈现出美学的形态。因此,一个写作者到底要知道多少,一部作品到底要让读者知道多少,这是需要写作者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写作上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写作的伦理问题。太多的信息很可能会导致想象力的迟钝和美感的衰竭,一部作品中堆砌了太多没有经过心智筛选的“真实”是会败坏读者的品味的。

  锐读周刊:对于您来说,这场费时三年多的写作当中最有难度或者说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薛忆沩:最有难度的应该是对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心理状况细微变化的把握和呈现。“虚构的作品”与“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一位哲学家说,就在于“虚构的作品”有意义。这是发人深省的回答。它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意义。是的,与现实不同,虚构必须合理、必须有意义。这是虚构最基本的特征。将一位空巢老人在遭受电信诈骗之后心理状况的细微变化“合理地”呈现出来的确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锐读周刊:长期在国外生活,离开了母语的大环境,您的写作以及关注的题材是否更国际化?您还有哪些未实现的人生梦想和写作追求?

  薛忆沩:我的写作从来都比较国际化,细读《遗弃》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热衷于沉思和写作的年轻人。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对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和思考。而他的观察和思考又总是与国际的背景相联,他那些实验性的创作也颇具国际的视野。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引用了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诗句,强调了自己的“人类意识”。那一段题记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相信,精神活动从本质上就是国际化的。同样,写作从本质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发现和追求。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从来就不满足于任何的“实现”。将近40年了,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写作。写作不断满足我的求知欲又不断激发我的求知欲。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写作之中去,这大概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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